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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商誉减值问题在2018年年报季集中爆发？业内人士认为，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：1.2018年将是商誉减值的高峰年。2015年是并购重组的高峰年，对赌协议业绩承诺期一般为3年-4年，大量的并购承诺于2018年到期，年底将面临大量商誉减值的风险。今年以来，不少企业经营情况不佳，并购标的完成业绩承诺难度提升。

责任编辑：谢长杉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美媒采访 驳斥美领导人对华无端指责美国东部时间14日，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播出了对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的采访，崔大使就中美关系、经贸摩擦等回答了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华莱士的提问。对于近期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的涉华言论，崔天凯表示，有关言论中所有对华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。

不过，他通过自己的律师在听证会上暗示，知道一些“潜在的爆炸性信息”，目前还没有出现在任何证人的证词中。另外，博尔顿在一则推文中声明自己“重夺推特账号”的同时，预告说之后还会有更多信息（More to come）。美国商务内幕网（Business Insider）23日分析认为，这也许和博尔顿律师所谓的“爆炸信息”，有关联。

徐忠，2018，《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和中国货币调控方式转型》，《金融研究》2018年04期徐忠，2018，《以矩阵式管理充实金融委是最优方案》，财新网，2018年2月9日徐忠，2018，《当前金融乱象与改革的紧迫性》，财新网，2018年2月11日

破解财政与金融失衡的体制根源，有必要从以下方面入手。一是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，推动财政与金融双归位。“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”，政府应避免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，减少对私人部门的挤出，将资源配置的主导权留给市场，并为市场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创造条件。推动建设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，核心是财政尽量不直接参与经济建设和市场活动，主要为维护市场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。要主动限制财政及其他广义政府经济活动，为市场的培养和发展拓展空间，使社会融资更多地流向企业和个人，把投资机会和风险让渡给市场，使市场参与主体在分散决策、试错与创新中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。

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要关注“规模”和“数量”。彼时，金融领域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增长需求与资本存量有限的矛盾，因此金融工作的重点是动员储蓄，推动资本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。从学术思想看，传统西方经济学指出金融对经济增长三大作用机制，均是以规模为着眼点。一是格利（Gurley）和肖（Shaw）提出的金融机构利用信息优势，降低交易成本，避免流动性风险和个体风险，促进社会闲散储蓄资金向生产性资本的转化，从而扩大资本形成规模；二是戈德史密斯（Goldsmith）认为金融机构可降低信息获取成本和监督成本，优化资源配置，把储蓄分配给收益率高的投资项目，从而更有效地积累资本；三是麦金农（Mckinnon）和肖（Shaw）指出金融发展可以提高储蓄率促进经济增长。我国的金融学研究，如黄达先生提出的“财政信贷综合平衡”，也主要着眼于总量矛盾，强调总量平衡，使资金供给更好地服务于资金需求。从政策实践看，重视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“规模效应”，重视M2、社会融资规模等金融服务的规模指标，作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测度，并就这些指标设定年度目标。政府工作报告从每年设定M2和信贷增速目标，到M2增速目标（取消信贷增速目标），再到2016和2017的M2增速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双目标。2007-2017年，M2年均增长15.3%，社会融资规模年均增长17.7%。